我們很多人可能有這樣的經歷，和一些在國外工作機構的人聊天時，他們經常會中英文混說，但你能想到這件事同時也發(fā)生在一位85歲老人身上嗎？從簡單的“It's a easy”到“program management”這樣的專業(yè)詞匯，很自然的從他嘴里發(fā)出來。感覺就像母語一般純熟。

原來，王松年的英文得益于他的大學教育。1947年，17歲的少年考取了上海財經大學的前身——國立上海商學院。學校里用的教材全部是英文，教授的也是西方會計。英語和會計的結合，使日后王松年選擇國際會計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他也沒有辜負這份令很多同輩人望塵莫及的語言優(yōu)勢，在國際會計領域幾十年如一日地勤奮耕耘，為師，桃李滿天下；為學，碩果累累。

幸運的“會計初體驗”

王松年1930年出生于一個很普通的平民家庭。他的父親由于很小就父母雙亡，8歲就從老家紹興來到上海學做生意。憑著自己的努力，父親后來在一家私營企業(yè)做到了經理的位置。他遺憾自己沒有讀書的機會，所以盡管生活艱難，仍盡可能支持孩子們讀書。

1947年，17歲的王松年參加高考。在考取國立上海商學院的同時，他還考取了上海滬江大學、同濟大學和復旦大學。王松年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重大選擇，他最終選擇了國立上海商學院。

“我們家?guī)讉€孩子都很努力。我們首先就是要盡可能減少家里的負擔。所以希望考國立學校，可以不要學費，還有生活費。上商學院是為了容易找工作。當時我們也沒有偉大的理想，首先要吃飯。那時候我媽媽身體還很差?！?/p>

進了學校，王松年才發(fā)現(xiàn)這個大學可不簡單。老師們都是從國外回來的，包括當時在會計界已經很知名的婁爾行先生。學校用的教材，除了語文和三民主義，都是英文的，內容則是純正的西方會計，而不是當時國內老式的收付記賬法會計。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盡管教學方面有所變化，但也沒有一下子全變過來。大學四年的學習，為王松年日后從事國際會計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和專業(yè)基礎。

1951年，王松年大學畢業(yè)，很幸運地留在了母校。

“講起來，我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青年團員，我是書呆子。我留下來，是因為我成績比較好，學校也需要一個學習好的人。

大學畢業(yè)第二年，王松年到中國人民大學攻讀工業(yè)會計方向的研究生。當時學的是前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會計。這和他大學學的西方會計顯然不太一樣。

“It's a easy。為什么呢？因為除了加上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在里面，其他的都沒有什么?！辫b于在大學期間對西方會計的了解，他認為，蘇聯(lián)的那套會計，其實是從德國引進的。但是，當時讀書的時候他并不敢公開這么說。

“當時是一邊倒的，美國的都是資本主義，蘇聯(lián)是社會主義，西方的要批判的，蘇聯(lián)的東西絕對是正確的。你講蘇聯(lián)一句不好，就是犯法。在這種政治形勢當中，我們怎么敢講，誰講就要批判他?，F(xiàn)在都要講利潤，很正常的。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會計當中，它首先講一切要聽國家的統(tǒng)一計劃，所以它分得很細，一個蘿卜一個坑?！?/p>

1955年，王松年從人大研究生畢業(yè)，回到了上財。他很幸運地趕上了周恩來總理正在主管的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次年，王松年就被評為講師。

“這一輩人當中，我是第一批評上講師的。那時評講師是挺不容易的，不像現(xiàn)在。以后就沒有這個好事了。再評教授，已經是幾十年之后的事情了。”

被荒廢的“黃金時代”

建國初期的上海財經學院，會計教學科研從全國來說，都是非常先進的。上財把蘇聯(lián)的一套東西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出了一套教材，就是由婁爾行主編，上海財政經濟出版社1957-1958年陸續(xù)出版的《工業(yè)會計核算》，當時被成為“三分冊”，在會計學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會計學泰斗楊紀琬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會計手冊》高度評價這套書，“是在學習蘇聯(lián)會計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實踐的中國化教材，至今仍有一定參考價值?！?/p>

從人大學成歸來的王松年，也滿腔熱情地投身其中。但這種“激情燃燒的歲月”并沒有持續(xù)多久，1958年受運動影響，上財關門，教師隊伍四分五裂，王松年“流落”到了社科院。

“一方面也教教書，但主要工作是管學生。我做班主任，會計學生都是我一個人管。和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到農村去，到工廠去。”

1961年，王松年再次面臨“分配”。他沒有能回去新成立的上財，而是“受到重用”，被分到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搞政治的，和會計全不搭界。”

文革開始后，王松年也受到組織審查。“第一，我沒有家庭問題，第二，我本身聽黨的話，沒有講過反動話。但是，從此我學到一點，就是講話要小心，就是通常講的，要夾緊尾巴做人。不應該我講的話不去講，就算有不同的看法，也盡可能少發(fā)表我個人的意見?！?/p>

王松年的研究方向也受此影響?！八晕腋闶裁茨兀扛銍H的東西，矛盾少，而且，我外文可以，我就利用我的優(yōu)勢?！?/p>

1978年，48歲的王松年回到了上財。距離1958年關門，已經過去了整整20年。一個學者的“黃金時代”就這樣被荒廢了。

“大器晚成”的國際會計大家

1978年上海財經學院復校后，和國外合作辦班的事業(yè)開始起步。1981年3月，為方便國際合作聯(lián)系，上財設立上海國際經濟管理學院。1982年4月，在國際經濟管理學院內設立培訓中心，王松年被任命為中心主任，兼管外事組和語言培訓等工作。

培訓中心負責的培訓項目中，最重要的是世界銀行在國內辦的貸款項目培訓。

“世界銀行貸款給你，都是要收回的。那時因為我們中國大量需要世行貸款，所以你要培訓，要讓很多人懂。培訓有兩種班，一個是高級班，到美國華盛頓特區(qū)去學習，就是到世界銀行本部去學習；第二個是中級班，是相當于處一級的，這個是我管?！?/p>

1984年，王松年成為上海財經學院的副校長，分管教學和外事?！敖虒W從夜大學管起，一直到博士生，都是我管的；所有外事的都是我管的?！?/p>

從1984年到1991年擔任上海財大副校長（注：1985年，上海財經學院更名為上海財經大學）的這段歲月，王松年無論是在會計教學方面，還是在科研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

1987年8月，我國第一部用英文撰寫，系統(tǒng)闡述我國會計審計的歷史、現(xiàn)狀、制度、理論和展望的學術專著《Accounting and audi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文譯名：《中國的會計和審計》）在美國出版。這本書的中方主編是婁爾行和王松年。他還參與撰寫了《中國預算會計》（英文稿）的論文，于1990年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出版。

鑒于國際會計人才缺乏的現(xiàn)狀，1989年，由王松年主導，上海財大和上海外國語大學聯(lián)合開辦國際會計班。

“學生前兩年在外國語大學學習，后面兩年到上財。所有外語課都用外國人教，專業(yè)課全部都是我們上財上。第一年教會計，教材都是英文版的。學生買不起教材，我就用亞洲基金會提供的舊書。全部上課都要講英文。教師也都是我定的，包括湯云為、張為國等?！?/p>

1991年，王松年退休，和上外的合作辦學也由于種種原因而終止。盡管只是短短的幾年合作辦學，但卻為業(yè)界培養(yǎng)了不少既懂外語又懂會計的雙料人才，而這種合作辦學的嘗試也為我國的會計人才培養(yǎng)開創(chuàng)了一種全新的模式。

在上海財大期間，王松年曾經多次出國，對于國外會計的實踐和理論頗有研究。

1978年，剛剛回到上海財大，王松年就被教育部派往斯洛文尼亞（前南斯拉夫的一個加盟共和國，1991年6月25日獲得獨立）。由于出色的英文，王松年被介紹到聯(lián)合國下屬的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Enterprises。在這個機構里，王松年接觸到了大量的英文資料，也得到了很多到參觀其他國家的機會。

這次的出國經歷，使王松年對南斯拉夫的會計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澳纤估蛴幸粋€優(yōu)點，就是講經濟理論。我們在國內念書的時候，是講馬克思主義，是工人創(chuàng)造勞動，其他人，包括知識分子都靠邊站，你是吃人家的。但南斯拉夫講，勞動是相互交換的，你工人的小孩要進小學吧，那小學老師的勞動就同你工人的勞動相互交換。就是說，工人創(chuàng)造價值，知識分子也創(chuàng)造價值?！?/p>

南斯拉夫的經濟理論讓王松年“很開竅”。他經過深入研究，發(fā)表了多篇關于南斯拉夫會計，以及評價南斯拉夫基層組織經濟效益指標體系的論文。這是中國學術界對于南斯拉夫會計的首次系統(tǒng)論述。

1991年，退休后的王松年來到了美國，擔任科羅拉多州州立大學商學院的客座教授，講授會計學和國際會計?！拔矣X得這一年多的時間收獲不小，但是就是年齡大一點，精力也不夠了。如果年紀輕一點，回來對國家的貢獻可能更大?！?/p>

為人師表的“老實人”

王松年1959年入黨。但是，他其實是一個對政治無感的人。他不是沒有從政的機會。1961年，31歲的王松年被分到中共中央華東局政治研究室。

文化大革命期間，王松年差點被調去做人民日報駐外記者?！爱敃r通過組織部已經正式任命下來了。我后來沒有去。我想我是搞會計的，不是記者出身。那時四人幫還當權，這么做風險是很大的?！?/p>

粉碎四人幫以后，組織又要調王松年到上海市委市政府工作。“我講我不搞這個，因為政府部門我待過了。我不是這個料。我想我還是吃本科、研究生會計的這個飯。我也有興趣。我不要求去做什么官，有教師做就好了。”

他認定自己只是個教書的料，在教書這件事上就格外投入和認真。

他的學生彭玉龍一直記得一件事：有一晚上王松年臨時給碩士研究生代課，一共要講3個小時，到了最后，學生們看出老師講課有些艱難。后來才知道，他為了不耽誤大家的時間，沒有吃晚飯。那時候，他已經是70歲的高齡。

彭玉龍還記得曾經和恩師一起編寫一本國際會計的教材，恩師告誡他：編教材不是寫論文，寫論文容許犯錯誤，但教材不允許。教材要求你寫出的內容是目前公認的，并且不能有歧義。因為一本教材對學生的影響太大了，特別是對那些辨別能力還有限的本科生而言。

他帶博士帶了將近20年，但一共只帶了30來個博士生。

“我從來沒有想擴大招生規(guī)模。我一個人一屆最多兩三個學生。我哪里有精力帶那么多學生。有時候給學生看論文，我是一個字一個字地看、改。首先大的框架定下來，最后定稿的時候有的學生的論文還是有很多問題，要花很大精力改的。后來我年紀一點點大起來了，精力也更少一點了。所以，我不要那么多學生，太多我就給人家了?！?/p>

對于自己85年的人生，王松年的評價很平實低調：“就三個字，普通人，一個普通教師?！?/p>

注：本文根據(jù)2013年9月23日王松年老師的口述記錄整理。初稿成自2015年5月4日，二稿于2016年3月18日。2017年11月18日經王松年老師夫人沈漪蘭女士審核定稿。

來源：中國會計視野